兰亭集序翻译

2024-10-27 08:27:10 0533笔记

摘要兰亭集序翻译1、摘要:1965年郭沫若发文称《兰亭序》非王羲之手迹,高二适与严北溟著文反对。双方之根本分歧在于,高、严二先生未能遵循辩证唯物主义,尊重客观事物并力求找出事物发展的客观规律。从字体来看,《兰亭序》属于稿、行之间的新体——行书,而王羲之属于守成派,故写不出新体的《兰亭序...

兰亭集序翻译

兰亭集序翻译

1、摘要:1965年郭沫若发文称《兰亭序》非王羲之手迹,高二适与严北溟著文反对。双方之根本分歧在于,高、严二先生未能遵循辩证唯物主义,尊重客观事物并力求找出事物发展的客观规律。从字体来看,《兰亭序》属于稿、行之间的新体——行书,而王羲之属于守成派,故写不出新体的《兰亭序》。另外,从南北书派的异同角度考察,王羲之生活的东晋以及其后的南北朝前期的书法,尚未出现南北的不同书派;而今本《兰亭序》与北朝碑志之间存在南帖北碑的差异。

2、可见,郭老认为《兰亭序》非王羲之手迹是有道理的。郭沫若院长《由王谢墓志的出土论到〈兰亭序〉的真伪》一文发表,主张“法帖第一”的《兰亭序》不是王羲之的手迹。这是牵动整个书法史的一件大事,必然引起学术界的争辩。

3、目前发表反驳文字的,已有高二适《〈兰亭序〉的真伪驳议》、严北溟《从东晋书法艺术的发展看〈兰亭序〉真伪》两篇。我个人的看法,和郭老是一致的,高、严两先生的反驳,我不能同意。根本的分歧在哪里。

4、高、严两先生的看法,我认为和郭老有着根本的分歧,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一,对待古代文物的态度。传世和出土的古代文物,如碑志、简牍、写经之类,是极其丰富的,很可以根据这些文物,结合有关的史料,来找出每个时期书法的特点,找出其中发展的规律。

5、郭老正是这样做的。他根据王兴之等墓志、南北朝写经以及陆机《平复帖》等文物,认为王羲之时代的书法“必须有隶书笔意而后可”,而《兰亭序》全无隶意,与上述这些文物“大有时代性的悬隔”,因此就不可能是王羲之的手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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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这种看法本是很科学的,高、严两先生却不同意。高先生引用了南齐王僧虔录刘宋羊欣《采古来能书人名》钟繇条所谓:“钟书有三体:一曰铭石之书,最妙者也;二曰章程书,传秘书教小学者也;三曰行狎书,相闻者也”,就说:“使右军写碑石,绝不可作行草;而今右军书《兰亭》,岂能斥之以魏晋之间铭石之隶正乎。

2、”严先生也认为,郭老是“在书法艺术的风格上强求南北合一,碑牍合一,实际上是强南从北,强牍从碑”。这说明两位先生只看到铭石之书和简牍行狎的区别,看不到两者之间的联系,从而否认了书法的时代性,硬要排除碑志等文物,孤立地来谈《兰亭》。

3、在这方面,严先生比高先生做得更彻底,他的文章标题就叫《从东晋书法艺术的发展看〈兰亭序〉真伪》,撇开北朝,撇开碑志,甚至说“《爨宝子》《爨龙颜》之类的字体,根本就是用刀子刻上去的,不必是用毛笔书写的”,对碑志这类文物表现出十分轻视的态度。二,对待古代文献的态度。研究历史,应该尽量利用比较原始的文献资料,晚出的资料不是绝对不能用,因为其中可能包含若干原始近真的东西,但当它和原始文献相抵触时,就必须舍晚出而取原始,这是一条起码的准则。

4、郭老就是根据康生提供的梁刘孝标《世说新语注》、梁虞龢《论书表》以及《晋书·王羲之传》《晋书·献之传》等比较原始的文献资料来推测王羲之的字体的。高、严两先生也谈王羲之的字体,他们的依据是什么呢。除了严先生引用一条虞龢《论书表》以外,不外乎孙过庭的《书谱》、张怀瓘的《书断》《书论》之类,统统是唐太宗表章《兰亭序》以后的东西。两位先生又不是没有看过郭老的文章,为什么对郭老文章里的原始资料一条也不肯引用,而偏信张怀瓘等人的“定评”,是不是因为这些原始资料和《兰亭序》相抵触,和“圣化”了的王羲之相抵触呢。

5、由此可见,高、严两先生和郭老之间的分歧,不只是某些具体问题的看法上有分歧,而是根本的方法和态度上的分歧。究竟是维护传统的说法,一味相信古人,主观片面地谈问题呢,还是遵循辩证唯物主义,尊重客观事物,力求找出事物发展的客观规律呢。要研究《兰亭序》,研究一切古代文物,必须首先在这个根本问题上得到解决。王羲之书法的真相,郭老已作了精辟的考证,特别是从陶弘景、萧子云的《上梁武帝论书启》和张怀瓘《书估》《书议》等记载中,看出羲、献父子异体,指出“羲之是属于守成派,献之和羲之晚年的代笔者,则是革新派”,这对书法史的研究是一个重大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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