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阳照在桑干河上

太阳照在桑干河上

1、原标题：转折时代的“新人叙事学”——《太阳照在桑干河上》再解读。1950年初，一篇出自年轻批评家竹可羽之手的长文《论<太阳照在桑干河上>》在文艺界高层传阅。文章称，《太阳照在桑干河上》，以下称《桑干河上》，“没有写出农民对地主阶级的仇恨”，甚至是“一部描写农民的落后、动摇和叛变为主的小说”，“不能不说是一种最大的失败。”[1]这一批评当然有所根据。

2、杜赞奇认为，“在中国和印度那样的新民族国家，知识分子与国家所面临的最重要的工程之一，过去是、现在依然是重新塑造‘人民’。”[2]从此角度看，《桑干河上》的确存在缺陷。

3、不过意识形态生产并非文学唯一价值，若从乡村人生与人性的存在境况着眼的话，《桑干河上》的“失败”其实内含着20世纪40-50年代这一转折时代独具力量的“新人叙事学”。尤其是，《白毛女》等已成功在前，兼具启蒙、左翼与革命多重“血统”的丁玲却没有循依旧例，而是大胆糅合，成功另创多义且层次丰富的“新人叙事学”。

4、遗憾的是，无论是当年新中国文学将革命目为“唯一真理”，还是此后“重写文学史”思潮试图将新中国文学一笔勾销，这种稀见的试验价值都被遮蔽掉了。对此，今日学界颇有重新考量的必要，而《桑干河上》直接以作者亲历经验为故事原型，更为后人还原其复合型“新人叙事学”提供了较好的史实基础。

5、一“新人”讲述的启蒙“血统”。社会主义文学“新人叙事学”是以对五四启蒙主义的告别开始的。1939年11月7日，毛泽东在致周扬信中，谈及对鲁迅写作的理解：。就经济因素说，农村比都市旧，就政治因素，就反过来了，就文化说亦然。

太阳照在桑干河上

1、我同你谈过，鲁迅表现农民着重其黑暗面，封建主义的一面，忽略其英勇斗争、反抗地主，即民主主义的一面，这是因为他未曾经验过农民斗争之故。……农民，基本上是民主主义的，即是说，革命的，他们的经济形式、生活形式、某些观念形态、风俗习惯之带着浓厚的封建残余，只是农民的一面，所以不必说农村社会都是老中国与公开赞誉鲁迅为“现代中国的圣人”不同，这种私下意见更真实地反映了毛泽东对于当时政治局势与文化战略的审慎考量。

2、对此，卢燕娟认为，“五四”以后中国知识界“以西方民族国家为榜样规划未来”，“不是通过对抗现代世界的不平等结构，而是从根本上接受这不平等逻辑”，“其产生的结果，要么落后国家接受先进国家的‘有理剥削’，将自己受奴役、受剥削的命运归结为自己民族不文明、不道德的后果；要么落后国家对自己历史文明和国族的超越克服，将自己复制为一个结构意义上的‘西方国家’暨‘文明国家’。”[4]在其时启蒙战略中，这两重结果兼而有之：知识精英被目为超克现实、重造国家的希望之所在，而乡村农民、城市小市民等“群众”则大都被归入“不文明”、阻碍国家“走向现代”的“愚弱的国民”的范围。表现于文学，就是“被招募为历史的主体，参与到社会改造和革命之中”[5]的“新人”，主要由知识分子承担，而民众则多流为被批判/被抛弃的“国民劣根性”承载者。显然，这种启蒙战略在危急存亡之际断难完成现代民族国家的重建使命，夏瑜，《药》，被做成“人血馒头”，即是糟糕而现实的隐喻。

3、毛泽东所言及的，其实就是文化战略基础的调整：无论抗战建国还是革命建国，离开了中国社会的基础，农民，那“新中国”注定无从谈起。因此，不久后的《讲话》明确以革命文化战略替代启蒙文化战略，其中，底层民众，“人民”，被确认为文学叙述“新的人物”的来源，初期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新人”讲述由此确立，并通过《白毛女》等作品衍变为20世纪50-70年代文学的“成规”。然而对读毛泽东信与《桑干河上》，不难发现，《桑干河上》堪称另类。的确，多年以后，丁玲说过《桑干河上》是“在毛主席的教导下”“个人努力追求实践的一点小成果”，“是为他写的”[6]，但研究者若真的据此以为《桑干河上》仅是政党意识形态的“文学版”，那就不免错过这部优秀小说了。

4、《桑干河上》的另类，突出地表现在其“新人”与阿、闰土、鼻涕阿二、赌徒吉顺等启蒙系统下“国民劣根性”承载人物的亲缘关系。对此小说中的“新人”，学界多关注程仁、张裕民等积极分子，其实其间多数农民都经历了“翻身”而兼“翻心”的“人在历史中成长”的历程，都不同程度地具有“新人”特征。

5、据知情人称：。《桑干河上》，所记述的人物和故事大体都是发生在这个屯子，注：河北省涿鹿县温泉屯村，和这一带地方的人和事……村里的人们都把小说中的人物和他们本村的某些人“对了号”。称呼那些人的姓名时，也是用了作品中的名字不过，丁玲在将这些原型人物转化为文学人物时，显然没有恪守《白毛女》以来“新人”讲述的成规。